在武汉社区，我看到的代际“数字鸿沟”

上月初，武汉市委市政府共派出5万余名机关单位、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下沉社区，共同参与疫情防控，身为武汉市直单位在编党员干部的我也位列其中。

2月中旬开始，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先后发布公告，对全市范围内所有住宅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为避免外出购物产生的交叉感染风险，倡导广大市民通过网上购物来实现居家生活，在社区封闭管理卡口处设立“无接触投递”接收点。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我见证了武汉居民的日常生活逐渐向网络化趋势发展，但是，少数年长者并没有完全跟上数字化的脚步。

首先，这段时间，居民主要借助手机获取疫情防控信息，但是，老年人无论是在手机使用还是网络信息辨别能力上，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在这次疫情中，人们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新闻客户端等途径，实时了解更新确诊病例数、国家防控政策以及专家点评等。可是，对老年人来说，他们更习惯通过报纸、电视等获取信息。此次疫情期间，由于报纸投递困难，电视上的消息有一定延后性，一些最新的重要政策和方针可能会被老年人遗漏，从而作出不恰当的行动判断。在下沉期间，我就反复劝阻了一些因信息滞后而执意出门的老年人。

其次，由于社区的全封闭管理，基本的生活物资都以社区为单位集中订购。这种订购模式主要表现为两种：一种是小区微信群统一订购，另一种是社区干部提前垫付购买。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都需要居民通过微信群来获知订购和领取信息。在居民间隔排队领取生活物资时，我也时常看到：不少老年人由于不会使用手机上网而抱怨这种购物方式。

最后，社交媒体成了社区疫情排查的最主要手段。为了对每名居民进行筛查，社区将所有居民划分到若干个网格，每个网格会建立一个微信群。每天早上，社区居民以户为单位在网格微信群中打卡，报告家庭成员的体温和身体状况。不过，我每天在统计微信群打卡情况时，还需要给网格中的高龄夫妇和独居老人单独拨打电话，因为他们多数都不会使用微信。

美国学者本杰明·康佩恩曾提出“数字鸿沟”的概念：随着计算机的普及，社会上信息的“富人”与“穷人”之间存在鸿沟。针对“数字鸿沟”的表现，荷兰学者简·梵·迪克将其划分为接入沟与使用沟。目前我国的通信基础设施位于全球前列，因此这种数字落差并不直接反映在接入互联网的设备状况，而是主要体现在个体如何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从而更好地使用互联网。

搭载着移动互联网的手机终端，凸显了亲代与子代之间在虚拟世界中的感知和体验差异。也许当子女们可以熟练使用手机拍照、购物、玩游戏或刷短视频时，自己年老的父母可能还停留在打电话或发短信的阶段。

这种代际“数字鸿沟”并不会因为最终疫情的结束而消失。为了缩小这一“鸿沟”，老年群体的子女们应率先发挥“反哺”的作用，手把手教会自己的父母如何使用手机上网。除此之外，也可以发动各地的社区、村庄、老年大学以及公益性机构，组织更多场针对老年群体使用移动互联网的培训活动，继而帮助他们追上如今通信科技飞速发展的浪潮。在疫情期间，也需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信息需求，不要让信息滞后影响他们的生活与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