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加剧，延迟退休是“解药”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简称《纲要草案》）提出，要“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促进人力资源充分利用”，同时在社会保障方面提出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教授何文炯认为，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短期内不可能有根本性转变，因而需要调整公共政策，“包括建立面向全民的生育津贴制度、基本养老服务制度，逐步降低中青年人养老和育儿的负担。”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教授何文炯。受访者供图

老龄化导致社会需求结构变化

新京报：当前，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会给未来的经济、市场和社会结构带来哪些影响？

何文炯：经济方面，老年人口增加，将导致全社会需求结构发生变化，产业结构也会随之变化，给经济增长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财富增长，同时也会影响财政收入的稳定性、影响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一般地说，社会财富来自劳动和创新，中青年群体是劳动者的主体，也是社会创新的主体，但人口老龄化将导致这个群体相对缩小。

从社会结构看，人口结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关系和社会心理相应发生变化。从家庭的情况看，最近20多年我国的家庭规模逐步缩小，家庭内部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家庭的保障和服务功能下降，必然导致社会化服务需求增加。

从整个社会看，老龄化加剧，政府和社会需要增加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近几年，用人单位普遍反映社会保险费负担沉重，这是社会保障领域代际矛盾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尤其是随着高龄老人增加，失能人数随之增多，这就导致长期照护服务需求增加，相应地，政府、社会和家庭的养老服务责任就会加重。

新京报：有关数据显示，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在以300万的速度减少，这些人也基本上是养老保险、医保等社保的参保人，这对社保有什么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实现社会保险的可持续性？

何文炯：最近几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以较快的速度递减，这对于社会保险基金平衡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等项目的基金收支平衡影响更大。

事实上，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意味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群体规模缩小，如果劳动生产率增长无法抵消人口减少带来的影响，则意味着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的减少。与此同时，许多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后成为退休人员，成为需要赡养的对象，而且根据现行规则，这个人群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险费但可以终身享受基本养老金和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这一来一去，就给社会保险基金平衡增加了压力。

为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从多方面入手。一是适时适度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从而改善参保人群的年龄结构，从而控制和降低社会保险的“系统老龄化”程度；二是通过支持创新创业，提高在职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从而增加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入；三是保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适度的待遇水平和退休职工适度的基本养老金给付水平，从而减轻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四是建立社会保险多渠道筹资机制，包括明确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筹资责任、妥善处理制度转轨时期形成的历史债务、提高社会保险基金投资回报率等。

调整公共政策应对老龄化趋势

新京报：目前我国调整生育政策、提出延迟退休政策，这些政策是否指向的都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你觉得政策是否会有效果，还应该从哪些方面注意？

何文炯：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其中包括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和工薪劳动者延迟退休的政策，这是积极的并将是有效的举措。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有待观察，有待实践的检验。从学理上讲，调整生育政策，有益于改善未来整个社会的年龄结构；实行延迟退休政策，有益于降低社会保险的“系统老龄化”程度，从而改善社会保险的基金状况，也将有益于增加劳动力供给，从而优化全社会的人力资源配置。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政策不仅仅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实上，调整人口生育政策，除了应对人口老龄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逐步把生育权还给老百姓，即由每一个家庭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生育。至于延迟退休的政策，确有改善社会保险参保者年龄结构、应对老龄化之意，但更重要的目标是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我们在1950年代初人均寿命仅有40岁左右，但现在人均寿命已经在75岁以上，当初确定的退休年龄实在太低，而且现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也在推迟，而且现在的劳动强度也比过去要轻许多。所以，延迟退休年龄势在必行。

需要注意的是，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在短期内不可能有根本性转变，因而需要调整我们的公共政策，甚至改变我们的思维，尤其是要改变以老年人为中心的人口老龄化应对思维，要按照代际均衡的原则来完善我们的公共政策。

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出发，除了调整生育政策、延迟退休等政策之外，至少还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努力。一是优化社会保险制度设计，使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有效率；二是建立面向全民的生育津贴制度、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儿童托育制度和儿童津贴制度等，逐步降低中青年人养老和育儿的负担；三是充分重视延迟退休政策带来的问题，妥善处理由此引起的各群体利益变化，并建立相应的机制，确保平稳过渡。